过失致人死亡案件主观要件的审查

  实践中对于过失致人死亡案件往往重点考察因果关系、行为人身份职责等客观要件要素，而对于主观过失方面则想当然地推定，以致结论相左，影响办案质效。审查行为人是不是真的存在主观过失是确定该类案件罪与非罪的关键，我们应以行为人的“预见可能性”为核心，以其注意能力和注意义务为内容，客观全面、实质性地审查认定主观要件，这是解决过失致人死亡案件中行为人是不是具备主观过失的有效路径。

  在办理过失致人死亡案件时，办案人员常常从被害人死亡结果出发，倒推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过失，而不是客观地对行为人的犯罪主观要件进行判断，忽略了对行为人犯罪主观要件的实质审查，往往混淆过失与意外事件，导致出入罪错误。因此，从主观要件出发，探究如何认定过失，对于妥当分析过失致人死亡案件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杨某某常年在某县为当地石材厂维修装载机。2022 年 1 月，杜某依据口头约定跟随杨某某维修装载机，充当临时帮工。杨某某忙时让杜某帮忙，闲时让其在家干农活，按日结账。2022 年 2 月 17 日，杨某某通知杜某跟随其到某石材厂维修装载机。维修过程中，在起重臂下维修的杨某某指挥杜某进入驾驶室操作装载机，起重臂突然落下，料斗砸到杨某某身上，造成杨某某当场死亡。

  公安机关认为，该案中杜某在未取得装载机特种车辆操作证的情况下，自认为能在杨某某的指挥下操作装载机，但导致杨某某因杜某的操作不当而死亡，其主观上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杜某主观上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有没有预见可能性，公安机关没有查证，后经补充侦查仍无法认定行为人杜某主观上存在过失，不宜作为犯罪处理。最终，公安机关撤回起诉意见并作出撤案决定。

  过失致人死亡罪在主观层面上属于过失犯罪，具有过失犯罪的一般特征。我国《刑法》第 15 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有几率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可避开，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显然，我国刑法确定了以“预见”为过失犯罪的核心主观要件，即过失以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为必要。［1］此案审查的焦点问题是杜某主观上对杨某某的死亡有没有预见可能性。

  当前司法实践中，过失责任范围的认定整体上仍呈宽泛和随意态势，为避免这种现象，防止公权力滥用，我国学界和司法实践一致坚持“具体的预见可能性说”。这种“可能性”必须是针对具体构成要件结果的预见，即具体案件（事件）结果的预见，而且是较高程度的预见。［2］具体到过失致人死亡罪中，就是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对某一死亡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过失，需要从客观层面判断行为人在具体案件中的认知和情绪下，是否做出了法不容许的危害行为。或者说，过失犯罪的主观要件核心是预见可能性，本质是具有注意能力的人违反了注意义务，造成了危害结果，并根据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不同，确定行为人的责任大小和量刑幅度。因此，注意能力和注意义务是认定过失致人死亡案件主观要件的实质内容。

  注意能力是注意义务的前提，过失犯罪中的行为人只有在具备注意能力的前提下，才有机会探讨履行注意义务的可能性。注意能力包含结果预见能力和结果回避能力两方面内容 ：一是行为人具有认识、预见危险源有几率发生的能力 ；二是行为人具备采取一定的措施以避免危险源伤及法益的自觉。本案中，杜某跟随被害人杨某某临时从事装载机维修工作，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能预见到这种作业存在一定风险，可能会发生伤亡事故。 但这种预见的风险只是一般生活中的风险，不属于对具体行为过于自信中所预见的风险。 《刑法》第 16 条规定 ：“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本案中，杜某作为日常种地的农民，一是没有接受过装载机特种车辆维修的专门学习和培训，缺乏对该类机械的操作、维修的基础知识，也没有获取所谓的从业资格认证，其只是临时帮忙，且起步接触装载机的维修，没有维修经验 ；二是作为帮手和雇工，杜某在杨某某的指挥下操作装载机，主观上杜某对杨某某既有身份上的服从 , 又有维修技术（包括维修风险的防控）上的信任和依赖。综合以上方面，从务农人杜某的角度和标准去判断，本案突发状况超出了其应对能力的范畴，不宜苛求杜某在操作装载机时，对危害结果依据自身知识和经验做到提前预判，或具备高于死者杨某某的注意能力，也不宜剥离其注意能力对杨某某注意能力的依赖，并不存在疏忽和对自身能力作出过高预判的情形。因此，杜某对维修风险的注意能力极其有限，不宜单独对其做刑事责任的“预见可能性”评价和认定。

  注意义务的判断是认定行为人是不是真的存在过失的重要标准之一，涉及过失犯罪罪与非罪的认定。注意义务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 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 我国刑法将犯罪过失区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疏忽大意过失的核心在于行为人对应当预见有几率发生的危害结果，因欠缺谨慎而没有预见，违反了对预见危害结果的注意义务。而过于自信过失的核心在于行为人已经预见其行为有几率发生危害结果，但却因过于自信的心理，轻信可避开，以致危害结果发生，违反了避免结果发生的注意义务。本案中，一是杜某没有维修装载机的资质，不符合有关法规和行业规定的技能要求，即便认定其对参与实施维修风险有预见，也是概括的、不确定的预见，并不意味其对具体危险的注意义务冒然违背。且作为临时帮工，杜某只是跟随杨某某实施维修行为，从未独立实施维修，证实其已经概括地履行了对维修危险一般的注意义务。二是无论是基于双方的口头约定，还是基于先前行为，就杜某在杨某某指挥下操作装载机时的客观情况看，不宜苛求杜某对危害结果做到提前预判或赋予高于死者杨某某的注意义务，更不能证实其独立承担了维修具体风险的注意义务。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 2014 年的《特定种类设备目录》中，装载机已经不属于特定种类设备，从业者并不是特别需要具备特定种类设备从业资格，但从事相关工作仍需经过专业培训，且具备一定的技能和经验。这既直接否定了认定杜某主观过失的依据，也说明了从主观的实质内容，即注意能力和注意义务两方面，考察行为人对危险性有没有预见可能性显得很必要。

  综上所述，杜某的注意能力和注意义务是有限的，他能认识到装载机维修工作存在一定危险性，但其主观上不具备预见其按杨某某指挥的操作行为会伤及杨某某的可能性，不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司法实践中 , 办案机关经常以行为人违反法律和法规，不具有从业资格为由，认定行为人从业过程中明知自己不存在资格而从业，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有能力注意到（或预见）而没履行注意义务，若发生被害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则想当然的认定行为人构成过于自信的过失。如前所述，从行为人在具体的事件（案件）中而不是仅从职业或行业的整体上判定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已被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一致认同。作者觉得，判断行为人对死亡结果有没有预见可能性， 第一步是要判断行为人对危险源有没有注意能力，这应该要依据客观情况，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预见能力和危害结果回避能力两方面，以行为人的认知水平、经验经历、行为危险或依赖程度、行为时的客观环境等因素，综合判断其是不是具备预见可能性。在判断行为人有没有注意能力时，既要从一般人、普通人的角度和标准去考量，又要考虑行为人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从个体的差异性、特殊性去分析，作出符合行为人真实的情况的判断。

  注意义务是法律对任何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且具备注意能力的行为人，预先设定的一般的、客观的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法律义务，在行为人实施具体行为前就客观存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注意义务的依据或来源有多个角度，最重要的包含法律和法规以及规章制度，合同约定，习惯、常理的要求，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先前行为引起的注意义务等。［3］在判断注意义务时应当关注行为人个人的能力，即在考虑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可赋予与行为人注意能力相应的注意义务。法律和法规、行业规章和习惯等依据的违反预示着行为人有几率存在对注意义务的违反，是违反注意义务的一种征兆，并不代表行为人一定创设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它更多的是对注意能力的要求，它并不是证实注意义务已然违反成立的证据，是否违背注意义务，还是要放在具体的案件中去分析。如正常行驶的车辆被后方醉酒人超速追尾致醉酒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中，正常行驶车辆的驾驶人即便没有驾驶执照，在事故责任认定时，重点考察的仍是被撞车辆驾驶人在该起事故中是否有违规变道、违反交通指令等具体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行为，不能仅因驾驶人不具有驾驶资格而直接认定其未履行注意义务而承担交通事故全部责任（随之即刑事责任）。 在具体案件中以行为人自身的能力为判断标准，即根据行为人实际拥有的经验、行业技能和法规操守能力、履职履约能力等来设定注意义务，可以客观公正的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评价，做到主客观相统一。

  综上，在认定过失致人死亡案件中，不能仅凭结果严重就推定行为人能够预见危害后果的发生，要判断行为人对是否有预见可能性，应当结合行为人的年龄、责任能力、文化程度、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职业专长、工作经验、社会经验、行为时客观环境等做综合评判，重点是判断行为人当时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有没有相应的注意能力和注意义务，按照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对案件作出正确判断。（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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